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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论文 (篇1)
一、科教兴农战略
农业科技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必须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推动农业现代化提出农业根本的出路在于科学与教育，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要依靠科技进步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关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1991年11月，他在谈到如何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时提出，“必须按照大农业的观点，坚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要在确保粮食生产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合理安排农林牧副渔各行业和粮食、经济作物、饲料与其他作物的结构，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在谈到如何千方百计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时，这是关系农业稳定增长，增强农业后劲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把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放在与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等基础产业同等重要的地位。他指出：“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不懈的开展以改土、治水、植树造林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加快水土流失严重地区治理的步伐，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战略
“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互相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的转变”。农村出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不受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的限制，把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互相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样做，不动摇家庭经营的基础，不侵犯农民的财产权益，能够有效解决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运用现代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中国农业逐步走上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之一”。他致信全国供销合作社会议，指出：“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和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力要求。希望供销合作社自觉履行这一历史重任，坚持为农业服务的宗旨，不断强化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水平，真正成为农村综合性的服务中心，成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骨干力量。”
四、城镇化发展战略
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事。”他高度赞扬乡镇企业，认为“我们的乡镇企业在世界上是个独创，是我国农民的一个新的伟大创造。这是解决农村富裕劳动力的正确途径和根本出路，对于保持农村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他视其为“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农村小康的必由之路。”他阐述到，“国外经验和我国发达地区的实践都证明，根本解决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大力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和农业综合开发，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加速农业富裕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要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农村经济的一个战略重点。”“只有把乡镇企业搞起来，才能安排农村富裕劳动力，解决农村的劳动力富裕问题;才能以工补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促进农业现代化;也才更好地壮大集体经济，巩固农村的基层党政组织，拓宽农村共同富裕的道路。”
积极发展小城镇，“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规模适度，注重实效。”他还特别强调在小城镇建设中的市场机制、民间投资、政府引导的作用，把发展小城镇同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科技型农业结合起来。
中国现代化论文 (篇2)
“五星红旗，永照大地”。五星红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更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信仰和寄托。鲜艳的中国红，厚积了中华儿女最坚实的民族自信;飘扬的中国红，激荡起中华儿女最澎湃的奋斗力量;永远的中国红，凝聚着中华儿女最深沉的爱国情感。《纲要》深入阐明了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基本内容，对实现爱国的共识更深刻、情感更统一，行动更有力发挥着积极引导作用。
永葆心相融的真情，在坚定理想信念中激发爱国情。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那就是爱我中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团结统一而携手并肩的进取心同频共振，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自强不息的奋斗心同向发力。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让中华心一起跃动、爱国情永远激扬，使爱国主义成为我们共同奋进的理想信念。
永葆文同根的深情，在坚守文化精髓中激发强国志。文以载道，文以聚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流淌其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指引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共创美好未来。5000年历史长河中，各民族文化始终坚定爱国主义流向，交融汇聚;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源源不绝，历久弥新，共同书写了灿烂的中华文化，铸就了我们强大的文化自信。新时代，我们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深入人心。在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秉承强国志阔步新征程。
永葆血同源的亲情，在接力复兴大任中激发报国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儿女心中，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一脉相承的精神基因，永远高擎、照亮前方的精神火炬。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唯有弘扬和传承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才能更加自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新时代追梦航线上劈波斩浪。“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就怎么样”。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面向全体人民、聚焦青少年，丰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载体，让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在青年手中接力传递，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激励奋斗圆梦的报国行。
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我们要认真抓好《纲要》的贯彻落实，施好爱国主义养料，让中国梦绽放时代欢颜。
中国现代化论文 (篇3)
1.1地域范围及性质
“大北京地区”是中国的首都圈。是我国沿海地带目前最为发达的四大产业和城市集聚区之一。地域范围包括北京和天津二直辖市、以及河北省唐山市、保定市、廊坊市、秦皇岛市、张家口地区、承德地区。面积16.87万平方公里，现有人口6005万人，城市化水平中等，城镇人口占38%。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GDP)6520亿元，占全国7.96%。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科技文化教育中心，金融中心。正在迅速成长为国际大都市。大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圈，是全国、特别是北方广大地区联系世界的窗口。在产业方面北京与天津、唐山和周围的城市有着密切联系，形成了实力强大的工业和流通业，其它城市在大北京都市圈中的地位和产业分工各不相同。京津二市以及周围城市各有优势，互补性强，已经形成一定的经济分工。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分工和协作已经不能适应自身的需要和国家赋予的职能。必须通过结构合理调整，建立更具活力和整体竞争力的经济体系。改善交通条件是实现现代化与国际化的重要基础。
1.2大北京地区交通体系特征
1.2.1交通区位极其重要
大北京处于全国交通运输网络的中枢位置。北京是全国陆路和空中交通中心，天津是华北西北的对外窗口和水陆联运枢纽，天津港是环渤海西岸港口群体的中心港口。秦皇岛港是重要的能源输出港和大宗散货输出入港，正在建设的黄骅港、京唐港也将成为重要的辅助港口。北京空港和环渤海西岸港口体系是我国北方广大区域通向世界的主要窗口和海上通道。
1.2.2综合交通网络初步形成
本区一直是国家交通建设的重点地区，经过50年的大力建设，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初步形成，是我国陆路交通网络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陆路交通设施水平较高，铁路与公路已经形成较为发达的网络。成为我国陆路网络密度最高的地区。本区铁路正线里程5751公里，占全国9.2%。铁路网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2.67公里,是全国平均值之4.1倍。万人拥有铁路0.66公里,比全国平均值高31%。本区公路网已经初具规模。是国道公路最为密集的区域，共有14条国道以本区的城市作为出发点。1998年共有公路74096公里。占全国5.8%。公路网密度为34.4公里/百KM,是全国的2.6倍，万人拥有8.5公里，低于全国平均值。
1.2.3综合运输网络以北京为主中心(陆路及空路)、天津为副中心(水陆)
以两大中心为主体的铁路干线网络和国道公路干线网络以及航空线网络都较稠密。在已有较为发达的常速交通网络基础上，正在迅速形成高速交通网络-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线网络。高速公路建设突飞猛进，到2000年初，已经建成6条，正在建设4条，已经初步联网。环绕京津的河北省各个市县大都分别位居各条干线两侧，与北京的联系大多较为方便。网络特征为以首都为中心的放射式，有别于我国许多地区的方格式。这种分布格局对于首都与各省区、全国各地的直接联系十分有利。但是也带来过境运输必须通过市区或郊区的弊端。随着经济发展，区际交流日益活跃，客货交流量不断增长，产生的相互干扰也日渐显露，有待改进。
1.3区域交通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
1.3.1综合运输网络现代化水平有待提高
首先，交通网发展距离现代化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京津冀北地区的综合运输网虽然初具规模，在我国属于交通网最为发达的地区，但是，与国外发达的大都市区相比，本区的交通设施数量不足、技术水平较低，还不能满足经济国际化和发达城市体系建设的需要。其次，交通网总体布局存在缺陷。主要有：铁路和公路都以北京为中心呈放射状形态，从而产生了区际过境运输不够便捷和相互干扰等等问题。特别是关内外交流-东北区、内蒙与黄河、长江流域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客货交流必须通过北京枢纽或天津枢纽，为二市带来大量的过境运输，内外交通干扰成为严重问题。修建各种分流线显得愈来愈迫切。再者，北京、天津两大枢纽的分工与协作存在不少问题，有待改进。如北京首都机场与天津张贵庄机场忙闲不均，张贵庄机场能力未能充分发挥。另外，沿海港口建设与发展需要协调。
1.3.2快速交通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
本区高速交通网络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高速公路建设进度较快，但是区内尚未成网，一些线路经路还需慎重研究。高速铁路迟迟未能开工，急需加快。京沪高速铁路“九五”计划，由于争论未能开工。现又列入“十五”计划，应该尽快建设。这是当前我国交通发展、特别是沿海发达区城市间旅客运输的迫切要求。对于连接京津大都市区和沪宁杭大都市区尤为重要。此外，对于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之间的分工需要及早研究，预见它们的分工。大北京在向现代化大都市地区发展方面，交通建设任重道远。
1.3.3城际交通网络不够发达
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与联系是综合交通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目前许多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线路大都不能充分满足客货运输迅速、便利、安全、经济的要求。大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方式单一，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水平不高，客货运输缺乏选择与必要的竞争。
1.3.4交通建设布局与城市体系建设缺乏协调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缺少引导中小城市发展的运输通道。其次，大城市市郊运输单一，基本依靠公共汽车，原有国家铁路的市郊列车大都停运或萎缩。例如天津市区至塘沽、北京市区至南口、丰台、通县的铁路市郊列车作用明显萎缩。轻轨交通长期没有引起重视，造成许多距离市区较远的卫星城、工业区、开发区发展缓慢，居民不愿外迁。交通不畅是阻碍卫星城成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现象与发达国家大都市地区的交通发展方向背道而驰。此外，各种新建交通站场和线路在城市的布局，目前大都分别研究，缺乏相互协调。最为突出的典型是北京西客站没有采纳国铁与地铁等轨道交通紧密结合的现代化方案。北京地铁与地面交通站舍、公交枢纽缺乏配合。
城市体系的发展与交通网络关系极为密切。从这一视角审视本区交通网络可以发现诸多问题。河北、天津在报告中提出了许多需要相互协调的重要问题，绝大部分都是交通问题，在此加以汇总。
2.运输联系特征
2.1旅客生成密度较低，客运强度较高
一方面，京津冀旅客生成密度低于全国平均值。旅客生成密度即人均旅次(客运量/人口)，1998年为8.25人次/人,仅为当年全国平均值11.03次的75%。这种现象反映了京津冀地区人口出行频率较低。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辽宁中南部地区形成强烈反差。京津冀地区1998年全社会客运量仅占全国5.4%，大大低于本区人口占全国的比重(7.0%)。另一方面，京津冀区域客运强度(人均旅客周转量)较高。1998年京津冀地区旅客周转量844.2亿人公里,占全国8.0%,高于客运量的比重(5.2%)和人口比重(7.0%)。客运强度也是反映客运需求水平的重要指标，也即人均旅客周转量(人公里/人)。京津冀的客运强度1998年为人均962人公里，比全国平均值(846人公里/人)高13.7%。参见图1。
2.2京津冀区域货物生成密度较高、货运强度较低
货物生成密度(每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的货物吨数)与地区经济水平呈逆相关关系，即经济越发达，货物生成密度随之降低。另外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重工业地区货物生成密度高，轻型产业结构和高新技术发达地区密度低，反映创造单位产值的货运量小。1998年京津冀地区货物生成密度为16.5吨/万元(GDP),略高于全国平均值15.9吨/万元.大大高于沪、苏、浙、粤等经济发达区。货运强度京津冀只有3.5吨公里/千元(GDP),低于全国平均值(4.8吨公里/千元)。而南方沿海发达区的货运强度都很高,大都在15吨公里/千元以上.这是由于其原材料和燃料必须长距离运输。参见图2。
3.现代化交通体系发展
3.1研究宗旨
作为《京津冀北(大北京地区)城乡空间协调发展规划》研究项目六专题之一的交通研究，一方面必须贯彻综合运输与系统工程的观点;另一方面应该将交通与城市在空间组织上的有机结合作为主要的分析视角。拟从以下四方面进行探讨。
第一，综合研究京津冀北地区的交通运输网络建设，及其现代化发展方向和目标。在京津冀二市一省交通运输规划的基础上，发现和研究需要相互衔接的重要交通布局问题。主要有跨区域交通线路的衔接和合理走向，重要交通站港的合理分工与配合。-“综合运输观点”是研究的基础。
第二，交通布局涉及面广，在此主要研究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促进大北京现代化城市体系的形成。-“城际交通”是研究的主要方面。
第三，重点研究快速交通网络的建设。为了实现交通现代化，本区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建设正在广泛开展。不少布局问题有待综合研究。线路走向、主要车站的选址与城市功能区布局紧密衔接，应该审慎研究。-“快速交通”是研究的重点。
第四，从城市体系的发展及其与交通网络的关系为主要的视角，研究交通走廊沿线的城市功能区、小城镇的协调发展。从改善人居环境的角度提出交通需要重视、改善的问题。-“城市体系与交通协调发展”是追求的目标。
图1京津冀旅客生成密度与客运强度对比图
3.2综合运输网络的发展方向与目标
总体目标是本区未来15-20年建成发达的现代化交通网络。主要体现于下列五点：第一、构建现代化的交通网络，区域内部城市间和对外交通都达到便捷。第二、区内高速和准高速铁路联网;铁路干线客货分离，不断提高运行速度和服务水平，使能力得到合理利用。第三、高速公路与国省干线公路有机结合，形成发达的干线公路网，充分满足客货不同需求。第四、建设综合交通走廊，为城市布局的展开和城市体系的发展创造先行、便利条件。第五、建成现代化沿海港口体系、航空港形成干支结合、客货运有所分工的便利服务体系。
4.现代化交通网布局框架
4.1未来的现代化交通网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区域综合交通网从“单中心放射式”发展成为“双中心网络式”。第二、城际快速交通网形成以及大能力通道得到强化。第三、京津两大枢纽的分工与协作步入新阶段。第四、沿海港口体系更加发达，分工协作趋于合理。
4.2完善区域交通网络，由单中心放射逐步向发达的现代化交通网络转变
通过15-20年建设，京津冀北区域的综合交通网将从“单中心放射式”发展成为“双中心网络式”。两大交通中心得到进一步强化，建成现代化综合枢纽。二枢纽各具特色、紧密联系、互有分工，高质量地服务于北方以至全国的内外贸易、旅游和出行。未来区域综合交通网的双中心网络式格局,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区域城市体系的完善。解决北京过度拥挤，天津、河北能力富裕的问题。从运输组织角度应该做到“货畅其流”、“旅客出行便捷”。
4.3建成现代化交通干线网络
第一、形成五条包括高速交通线与大能力干线的运输大通道：内联京津冀北主要城市，外接各大区，沟通海外。-京津～华东沿海通道;-京石(京九)～中南通道;-京原～西北通道;-京包～内蒙西部通道;-京唐秦～东北通道(进出关通道)。第二、铁路通过高速铁路建设和既有线提速，形成客货分离、高效便捷的现代化铁路网。高速铁路及客运专用线联网-包括京沪、京沈(京秦与秦沈客运专线)、京广、津秦4线;8～10条既有铁路干线通过技术改造，分别提速达到或接近准高速运行(旅客列车时速160公里以上)-京山线、京沪线(津浦段)、京九线、京广线、京原线、京包线、京通线、京承线、京秦线、津蓟线。第三、公路建成高速公路和国道干线组成的发达网络。干线公路网络以京、津、唐为主副中心，秦皇岛、保定、沧州、承德、张家口为地方交通中心。仅可能做到各级中心之间以顺直通道连接，减少迂回运输，减少过境交通对各市市区的干扰。使货畅其流、旅客出行便捷、个人驾驶小汽车出行顺畅。
4.4城际快速交通网形成以及大能力通道得到强化
建设城际快速通道，实现市际交通“公交化”。快速、便捷、高密度的交通是现代化大城市地区形成的先决条件。为了京津冀北现代化城市体系的形成，必须加强现代化交通建设。一方面建设城际客运快速通道。在大都市密集区修建快速客运通道是增强通行能力的根本举措。或是建设新线，或是利用既有铁路线路进行相应改造，使之适应城际交通需要。另一方面通过改善运营组织方式实现市际交通公交化。铁路通过开行小编组列车、高密度发车使之“公交化”。公路主要靠打破市际界限，组建跨区域运输企业组建大型客运集团，向专业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4.5城市之间轨道交通建设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大都市密集地区轨道交通应该成为客运主力，既可提高旅客出行质量、大大提高客运能力;又可采用电力牵引而大大改善环境污染。建议采用以下方式：一是利用既有铁路开行城际列车，采用小编组、高密度运营方式。二是开发建设市郊轻轨线路，有的可以向外延伸至相邻城市，组成城际轨道交通网络。前者如利用京津铁路开行城际列车，已经实施，需要进一步改善运营方式，缩小每列客车的编成，适当、逐步增加列车开行密度，即实施“城际列车市郊化”运营组织方式。后者如建设天津市区至张贵庄机场至塘沽开发区的轻轨铁路，修建天津市区至蓟县盘山风景区的旅游线路。
中国现代化论文 (篇4)
[摘要]我国现代化发展中存在亟需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政府职能界定不清、行政管理体制未发生根本转变、各级政府过分关注表面的政绩及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等。坚持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推动工作法制化，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提高。不过，在发展上还存在不少亟需解决的问题，要解决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就必须转变发展思路和发展观念。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时代的高度，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成就和深刻总结国内外现代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我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丰富和完善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
二、当前我国政府职能存在的问题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又最为关键，因为党的方针政策需要政府去贯彻落实，而政府职能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政府行政效率的高低，关系到服务型政府的建立。不过，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还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政府职能界定不清，存在着政府管理的越位、缺位和错位并存问题。目前，各级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应该管又管不好的事，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还广泛存在，致使企业行为和市场运行扭曲;而不少应该由政府管理的事却没能管到或没有管好。
二是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和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热衷于兴办各种事业，以及过多地依靠行政手段进行管理，其结果是造成政府规模过于庞大和人浮于事。
由上可知，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其运作方式还具有较强的指令性计划经济特征，包括政府机构偏大，部门人员偏多，职能覆盖偏宽，对微观经济干预偏深，行政审批色彩偏重等等。应当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进行的五次大规模政府机构改革的主题，就是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通过改革，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得到了明显改善，各级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例如，国务院就对原有的行政审批项目进行了清理，取消了1195个行政审批事项[1]。各级地方政府也取消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截止2002年底，北京市的行政审批事项从1304项精简为454项，河南省从2706项精减掉1764项。[2]但是，总体上看，由于各级政府单纯追求GDP增长，将掌握的资源主要运用在经济领域，长期充当了经济建设主体和投融资主体的角色，这种政府行为在带来了GDP快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公共服务意识的增强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其主要表现是：我国公共服务事业建设落后于经济发展，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亦即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3]
注释
[1]朱镕基：《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光明日报，2003-年3月5日第三版
[2]俞可平：《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能力》论文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第1期第9页
中国现代化论文 (篇5)
党的以来，以___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以严的纪律、严的规矩要求全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___多次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央纪委书记__同志也反复要求把纪律挺在前面，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前沿。把纪律挺在前面，是党中央、中央纪委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提出的新论断、新要求，体现了党中央与时俱进、不断将党的建设引向深入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我们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落到实处。
一、强化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越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用铁的纪律、严的要求管党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严明纪律抓起。管党治党靠什么?靠依规治党、严明纪律。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之所以能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靠的就是铁的纪律做保证。如果管党不严、治党不力，纪律松弛、规矩不彰，党组织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强化纪律建设，让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才能确保全党形成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确保党发挥坚强领导核心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用纪律管全体。从严治党，每一名党员、每一个党组织都在其中，没有例外。全面从严治党要靠纪律管全体，否则就不可能做到“全面”。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和单位腐败案件查了不少，但政治生态没有根本改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管党治党混同于处理少数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干部，只管了贪腐的少数，放过了其他多数。全面从严治党，针对的不只是少数“烂树”，而是整个“森林”;瞄准的不只是少数“老虎”、“苍蝇”，而是党员全体;医治的不只是“大病”、“重病”，而是包括“小病”、“病菌”在内的所有病症;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防病于未发、治病于初萌。只有进一步强化整体思维、全局意识，靠纪律全覆盖地管、全方位地治，才能使党的整个“森林”枝繁叶茂。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充分发挥纪律建设的治本功能。腐败往往是从破坏规矩、违反纪律开始的。党员干部最终出“大”问题，往往始于破坏“小”规矩，把纪律和规矩当成随意拉扯的“橡皮筋”、随意拿捏的“橡皮泥”。只有加强纪律建设，做到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避免更多党员干部从违纪走向违法，才能有效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掌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如果在党员干部出现苗头性问题时猛击一掌、大喝一声，也许就会使他们悬崖勒马、幡然醒悟，避免在违纪违规的歧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各级党组织只有把纪律和规矩管到位、严到份，真正加强党员干部纪律教育和日常监管，才能实现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的跃升，最终实现廉洁政治的目标。
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
把纪律挺在前面，是党中央、中央纪委着眼全面从严治党，在对党风廉政建设规律和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部署。只有牢牢抓住纪律建设不放，落实“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要求，才能将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把纪律挺在前面，首要的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纪律。任何一名党员，不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都必须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纪红线不可逾越，政治底线不可触碰。
把纪律挺在管党治党最前沿。纪律是管党治党的尺子，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可逾越的底线。要用纪律这把尺子去衡量、规范、约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一把尺子量到底。要严格用党章党规党纪来维护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建强党的组织、严肃党内生活、改进党的作风、纯洁党的队伍，把严明纪律的要求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融入党的肌体细胞之中，落实到对每一名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之中，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把纪律挺在国家法律前头。凡“破法”者，莫不从“破纪”始。对党员干部而言，不仅要守住国法底线，而且要守住党纪红线。严守纪律红线，要做到“纪”在“法”前，党纪严于国法。党纪是在法律底线之前设下的一道防线，决不能把党章党规党纪对党员的要求降低到国家法律对普通公民的要求。把纪律挺在国家法律前面，就是要把管党治党的防线从法律拉回到纪律上来，严格用党章党规党纪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一发现苗头问题就及时“拉警报”，一碰纪律红线就马上“踩刹车”，真正做到执纪先于执法，以更高标准、更高要求约束党员干部。今年以来，湖北省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立案同比增长96.8%，查处厅局级干部、县处级干部同比分别增长26.3%、99.5%，有效减少了腐败存量，遏制了腐败增量，破除了腐败分子的侥幸心理，进一步强化了“不敢腐”的氛围。
把纪律挺在全体党员面前。全面从严治党的要义，在于实现纪律监管全覆盖。过去，一些党组织错误地认为从严治党就是惩处极少数严重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从而放松了对大多数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和管理。把纪律挺在全体党员面前，就是要用纪律来约束和管住全体党员干部。20__年以来，湖北省共约谈党员干部4600人次，函询1899人次，诫勉谈话287人次，办结问题2745人次，教育和保护了大批干部。
把纪律挺在正风反腐最前线。纪律松弛、组织涣散必然导致不正之风蔓延，腐败问题滋生。大量事实表明，领导干部腐化堕落往往都是从搞不正之风和不守纪律开始的。只有把纪律挺在正风反腐前线，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才能防止党员干部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湖北省真抓真管真查，累计查处问题11355个，处理党员干部14604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076人，形成了正风肃纪的良好环境，人民群众对此普遍点赞。
三、准确把握强化纪律建设的着力点
强化纪律建设，要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搭建全面从严治党的载体和平台。强化纪律建设，关键是要把“明、严、执、问”落到实处。
“明”，就是严明纪律教育。强化纪律建设，不能搞不教而诛。对于纪律，要经常讲，反复讲，不厌其烦，警钟长鸣，让党纪党规广为知晓。几乎所有受处理党员干部在忏悔时都谈到，如果当初组织上教育警醒的力度再大一些，也许现在就不会身陷囹圄。要改进教育方式方法，积极探索集中教育和日常教育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使纪律教育入脑入心，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自觉。今年，湖北省采取分级负责的办法，举办严明政治纪律、严守政治规矩集中教育培训班，采取“听、看、学、谈”套餐模式，对全省17.4万个基层党组织、389.9万名党员和各级非党干部开展了集中教育，成效初显。
“严”，就是严治严管严担当。纪律处分要严到点、严到份、严到位，坚决防止“破窗效应”。凡是把纪律规定当“耳旁风”的，都要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从严处理，该调整的调整、该降职的降职、该移送司法机关的坚决移送，决不姑息、决不手软。要做好“破”和“立”两篇文章，抓住纪律建设这个源头，边惩治、边遏制，边预防、边治本，不断铲除滋生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的土壤和条件。
“执”，就是强化执纪。纪律执行不到位，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一句空话。要坚持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要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维护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要坚决摒弃执纪“情绪化”、“随意化”倾向，坚决杜绝执纪的弹性空间，以健全的纪律制度、刚性的执纪规范管人管事，让纪律成为始终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保持持续的威慑力。
“问”，就是强化问责。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要把问责作为抓纪律执行的核心、关键和落脚点，健全问责机制，真严真查真问责，形成纪律执行的强大推动力。要强化“一案双查”，通过严肃追究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让纪律的力量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得到充分释放。20__年以来，湖北省查处落实“两个责任”不力问题555个，处理739人，党纪政纪处分461人，全省上下引起强烈震动。
四、全面担负起强化纪律建设的政治责任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各级党组织要把强化纪律建设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找准定位、扛起责任、扎实践行。
各级党组织要履行纪律建设的主体责任。加强纪律建设，把纪律挺在前面，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管党治党上标准更高、要求更严、力度更大，更加注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成本和长远效益。各级党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就要责无旁贷当好纪律建设的领导者、执行者和推动者，保证党在各项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具体来讲，就是履行好“六责”：一要负起组织领导之责，把严明纪律贯穿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二要负起定规立矩之责，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扎紧扎密纪律篱笆;三要负起学_教育之责，使党员干部纪律和规矩意识强起来;四要负起监督管理之责，从严监督管理干部，坚持抓早抓小抓经常;五要负起撑腰壮胆之责，支持纪委全面深化“三转”(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六要负起以上率下之责，带头遵守纪律和规矩。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抓经常、抓平时、抓全面，多提醒、多扯扯袖子、多咬咬耳朵，让“红灯”亮在“出轨”前。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回归监督执纪问责的主业。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专门执纪机关，必须深化“三转”，按照党章要求，回归“原职能”。要突破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始终聚焦纪律问题，体现纪律特点，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执纪理念上要从“以法律为底线”回归到“以纪律为尺子”;工作重心上要从“查办大案要案”转移到“强化日常监督执纪问责”;监督重点上要从单个“树木”拓展到整个“森林”，从盯少数到盯多数;工作路径上要从“以治标为主”发展到“标本兼治”、“以纪治本”，让纪律真正严起来。
中国现代化论文 (篇6)
改革开放也给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创造了机遇，使我们能够迎头赶上国际信息产业发展的巨大潮流，由于信息的广延性和通用性，使信息化发展给各行各业提供了发展新机遇，利用信息产业的发展去武装我国传统农业，就可以为我国传统农业注入新的技术活力，使我国传统农业得到超常的发展。
一、信息化是传统农业的倍增器
信息技术是当今发展最快的高技术，但就信息技术本身来讲，它只是一种工具，并不能替代其他产业，只有和其他产业结合，才能够真正成为传统产业发展的倍增器。信息技术与农业结合也同样能够起到倍增作用。
农业信息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农业技术信息化：如精准农业信息;农业环境信息化：如气候预报、病虫害测报;农业经营信息化：如农产品交易信息等。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在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基础上，政府每年拨款15亿美元，用于建立农业信息和市场服务网络。有着粮仓称号的俄亥俄州的农场主，一个人经营几千公顷的土地，全靠电脑管理控制生产、销售的每一个环节，而在我国目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当前，我国农业正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时期。要在人均0.067公顷的耕地上解决13亿人口的吃穿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以科学技术和信息及其物化了的设备工具和生产资料来武装农业，使之在有限的土地上大幅度地提高生产率，所以发展农业信息将给我国农业带来难得的机遇。我国传统农业绝大部分尚处于低质低效水平，虽然劳动力成本低，但劳动力人员素质也低，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经营水平也同样不高。随着加入WTO的临近，我国农业生产不得不面临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要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农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就要推进农业现代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用当今信息技术与传统农业相结合无疑会极大促进我国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使我国传统农业取得跨越式发展。
二、把农业信息当做产业来发展
推进农业信息化，必须把农业信息当做一项产业来发展。众所周知，信息产业已经成为世界发展最迅速、科技含量最高、利润率最高的产业之一。发达国家50%以上产值来源于信息业，信息产业在农业上应用，一方面可以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另一方面，农业信息本身也可以被当做产业来发展。所以农业信息化建设决不仅限于信息网建设，它还可以带动农业信息硬件、软件建设，还可以拉动农业信息服务、农业信息的收集、加工、处理、分析以及农业信息中介、网上农科教育、网上农产品交易、网上结算、定单农业、物流配送等一系列农业生产、流通活动，既可以创造一大批就业机会，又可真正通过信息化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农业整体效益。
在农业信息化实施过程中，农业通过信息化可以获得倍增效益，信息业可以通过对农业的信息软硬件服务形成农业信息产业，最终形成农业与信息业双赢的良好局面。现代农业在农业生产、流通等各个环节都离不开信息服务，农业信息已经涉及到了农业生产、流通的方方面面，加之信息本身的增效作用，使得农业信息服务的各环节都会有效益产生，在这里由于农业信息效益市场价值的体现，起到了促进农业信息向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从而使得将农业信息化被当做产业来发展成为了可能。
三、建立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
在谈到现代化指标时，往往把信息化程度作为一项衡量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来看待。信息化指数的高低也就反映了该地区、该行业的信息化水平，发展农业信息化产业也就不能不建立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信息量：包括单位面积内人口的通话次数、E-mail数、信函数、报刊数、网上信息数、因特网点数等。
信息装备：包括单位面积内人口的电话机数、电视机数、计算机数、上网微机数等。
信息主体水平：如单位面积内人口中的第三产业人口数、大学生数、信息从业人员数、上网人数等。
信息消费：如个人、单位或集团消费中信息消费的绝对值和相对值等。
要提高农业信息化水平，就必须按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各方面全面提升农业信息化水平。与我国目前农业水平、农村条件和农业人口来比较，尚具有不小差距。但我国农业发展也具有地区性不平衡，西北地区相对落后，而东南沿海由于开放早，市场经济已经比较发达，农民已经向富裕小康水平转化，初步具备了推进农业信息化的条件，有了建设农业信息化的投资能力，只要领导重视，加强相关人才队伍建设，完全有能力发展农业信息产业。另外在目前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许多统计材料中尚缺乏有关农业信息化方面的记录，希望将来把农业信息化等有关量化指标加以统计，逐步建立起农业信息化指标体系，以推动农业信息化建设。
四、农业信息化市场需求巨大
在我国总人口中农村和小城镇人口占有绝对大的比例。在我们对浙江农村的考察过程中，强烈地感受到农民、农业工作者对农业信息的渴望。绍兴市所属嵊州市1998年专门提出了“必须像重视农业科技推广一样重视农业信息”的要求，嵊州通过建设“农业信息服务中心”、“农业110”及农业信息员、农业信息会等多种农业信息形式，开拓了为农业服务的新领域，通过网上交易、网上服务，确使农民尝到了农业信息的甜头。如嵊州农业信息网，短短几个月就有200多个农户、企业在网上交易，涉及200多种农产品，吸引了美、日、香港客商洽谈生意，成交额已突破300万元。又如绍兴“中国轻纺城”这一大型纺织品专业市场，去年成交额167亿元，成为亚洲最大的轻纺市场。这个市场建成了100兆的网络线，所有商户都可以进入因特网，网址点击率已达3.5万次以上。这说明农业信息化建设，顺应了农民需要，也顺应了市场经济、信息化发展的需要。
一般来讲，发达地区信息化建设，优于落后地区，城市优于农村。虽然浙江省和全国相比，农业属于较发达地区，农业信息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农业信息化建设目前仍显不足，农业信息流通仍显闭塞。比如，绍兴日报报道对在诸暨市的抽样调查表明，10个种粮大户中有7户不了解粮食购销改革，反映出农民目前大多数还是处在信息不灵状态，说明了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如果农民、农业工作者、小城镇居民都参与农业信息化建设，或即使仅有二分之一、三分之一、甚至仅有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农业人口来参与这个市场，按全国人口比率而论这个市场该有多么巨大。
发展农业信息产业本身也是一项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就必须用市场手段去做，用市场方法做市场的事，不宜用行政方式做市场的事，政府最好是去为农业信息产业业搭台，唱戏还应让企业去唱，政府不宜包办。但在发展农业信息产业过程中，政府要扶持，要给予优惠、引导，最终要按市场规律以企业运作方式来完成。只有真正按市场方式运作，才能真正发展农业信息产业。
五、利用农业信息系统，保障粮食购销市场安全
中国现代化论文 (篇7)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之所以是中国的，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人民成功开创出来的，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之所以说是世界的，是因为中国式现代化又是“开源代码”，对于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而言，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示范。
进一步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全面系统阐释。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五个方面重要特色，反映了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规律;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九个方面本质要求，指明了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着力点和主攻方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五个坚持重大原则，既阐释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方向指引，又提供了“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遵循。
科学回答现代化的“人民之问”。一个14亿多人口的大国要整体迈入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伟大的创举，必然要付出艰辛努力，克服更多艰难险阻，也必然会产生更广泛的世界性影响，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当前，我国存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不同群体居民收入差距，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自觉主动地解决“三大差距”问题，使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要做大做好“蛋糕”，又要切好分好“蛋糕”。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关键之一在于分配制度。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品格和根本的政治立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不断奔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要求，也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新时代非凡十年，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实现了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摆脱贫困的夙愿。党始终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科学回答现代化的“中国之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对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规划，提出要将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战略从最初单一的“工业化”逐步转变为“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指导思想。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坚持不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虽然在探索中遭遇过一些困难和挫折，但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在这个过程中，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认识不断深入、战略不断成熟、实践不断丰富，加速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我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
独特的中国国情、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历史进程，决定了中国必须坚定不移独立自主推进适合自己特点的现代化，必须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
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既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科学回答现代化的“时代之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许多发展中国家眼中的现代化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单纯追求经济、政治等单一向度的、非均衡的现代化，最终难以持续;即使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也会因为忽视某一方面的发展不均衡而导致国家衰落。世界现代化的历史特别是拉美、中东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历史表明，通过“跨越式”发展追赶世界现代化前沿的过程，必然会牵动整个社会发生剧烈变革，这就需要国家现代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统筹协调、重点推进。
中国现代化论文 (篇8)
党的以来，以___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是根本保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以严的纪律、严的规矩要求全党，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___多次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央纪委书记__同志也反复要求把纪律挺在前面，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前沿。把纪律挺在前面，是党中央、中央纪委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提出的新论断、新要求，体现了党中央与时俱进、不断将党的建设引向深入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我们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落到实处。
一、强化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越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用铁的纪律、严的要求管党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严明纪律抓起。管党治党靠什么?靠依规治党、严明纪律。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之所以能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靠的就是铁的纪律做保证。如果管党不严、治党不力，纪律松弛、规矩不彰，党组织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强化纪律建设，让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才能确保全党形成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确保党发挥坚强领导核心作用。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用纪律管全体。从严治党，每一名党员、每一个党组织都在其中，没有例外。全面从严治党要靠纪律管全体，否则就不可能做到“全面”。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和单位腐败案件查了不少，但政治生态没有根本改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管党治党混同于处理少数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干部，只管了贪腐的少数，放过了其他多数。全面从严治党，针对的不只是少数“烂树”，而是整个“森林”;瞄准的不只是少数“老虎”、“苍蝇”，而是党员全体;医治的不只是“大病”、“重病”，而是包括“小病”、“病菌”在内的所有病症;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防病于未发、治病于初萌。只有进一步强化整体思维、全局意识，靠纪律全覆盖地管、全方位地治，才能使党的整个“森林”枝繁叶茂。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充分发挥纪律建设的治本功能。腐败往往是从破坏规矩、违反纪律开始的。党员干部最终出“大”问题，往往始于破坏“小”规矩，把纪律和规矩当成随意拉扯的“橡皮筋”、随意拿捏的“橡皮泥”。只有加强纪律建设，做到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避免更多党员干部从违纪走向违法，才能有效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掌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如果在党员干部出现苗头性问题时猛击一掌、大喝一声，也许就会使他们悬崖勒马、幡然醒悟，避免在违纪违规的歧路上越走越远，最终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各级党组织只有把纪律和规矩管到位、严到份，真正加强党员干部纪律教育和日常监管，才能实现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的跃升，最终实现廉洁政治的目标。
二、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
把纪律挺在前面，是党中央、中央纪委着眼全面从严治党，在对党风廉政建设规律和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准确把握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部署。只有牢牢抓住纪律建设不放，落实“把纪律挺在前面”的要求，才能将全面从严治党落到实处。
把纪律挺在前面，首要的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纪律。任何一名党员，不论职务高低、资历深浅，都必须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纪红线不可逾越，政治底线不可触碰。
把纪律挺在管党治党最前沿。纪律是管党治党的尺子，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可逾越的底线。要用纪律这把尺子去衡量、规范、约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一把尺子量到底。要严格用党章党规党纪来维护党的理想信念宗旨、建强党的组织、严肃党内生活、改进党的作风、纯洁党的队伍，把严明纪律的要求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融入党的肌体细胞之中，落实到对每一名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之中，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准确把握强化纪律建设的着力点
强化纪律建设，要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搭建全面从严治党的载体和平台。强化纪律建设，关键是要把“明、严、执、问”落到实处。
“明”，就是严明纪律教育。强化纪律建设，不能搞不教而诛。对于纪律，要经常讲，反复讲，不厌其烦，警钟长鸣，让党纪党规广为知晓。几乎所有受处理党员干部在忏悔时都谈到，如果当初组织上教育警醒的力度再大一些，也许现在就不会身陷囹圄。要改进教育方式方法，积极探索集中教育和日常教育相结合的途径和方法，使纪律教育入脑入心，转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为自觉。今年，湖北省采取分级负责的办法，举办严明政治纪律、严守政治规矩集中教育培训班，采取“听、看、学、谈”套餐模式，对全省17.4万个基层党组织、389.9万名党员和各级非党干部开展了集中教育，成效初显。
“严”，就是严治严管严担当。纪律处分要严到点、严到份、严到位，坚决防止“破窗效应”。凡是把纪律规定当“耳旁风”的，都要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从严处理，该调整的调整、该降职的降职、该移送司法机关的坚决移送，决不姑息、决不手软。要做好“破”和“立”两篇文章，抓住纪律建设这个源头，边惩治、边遏制，边预防、边治本，不断铲除滋生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的土壤和条件。
“执”，就是强化执纪。纪律执行不到位，全面从严治党就是一句空话。要坚持有纪必依、执纪必严、违纪必究，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要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维护纪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要坚决摒弃执纪“情绪化”、“随意化”倾向，坚决杜绝执纪的弹性空间，以健全的纪律制度、刚性的执纪规范管人管事，让纪律成为始终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保持持续的威慑力。
“问”，就是强化问责。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要把问责作为抓纪律执行的核心、关键和落脚点，健全问责机制，真严真查真问责，形成纪律执行的强大推动力。要强化“一案双查”，通过严肃追究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让纪律的力量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得到充分释放。20__年以来，湖北省查处落实“两个责任”不力问题555个，处理739人，党纪政纪处分461人，全省上下引起强烈震动。
四、全面担负起强化纪律建设的政治责任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各级党组织要把强化纪律建设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在全面从严治党中找准定位、扛起责任、扎实践行。
各级党组织要履行纪律建设的主体责任。加强纪律建设，把纪律挺在前面，要求各级党组织在管党治党上标准更高、要求更严、力度更大，更加注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成本和长远效益。各级党委履行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就要责无旁贷当好纪律建设的领导者、执行者和推动者，保证党在各项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具体来讲，就是履行好“六责”：一要负起组织领导之责，把严明纪律贯穿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二要负起定规立矩之责，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扎紧扎密纪律篱笆;三要负起学_教育之责，使党员干部纪律和规矩意识强起来;四要负起监督管理之责，从严监督管理干部，坚持抓早抓小抓经常;五要负起撑腰壮胆之责，支持纪委全面深化“三转”(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六要负起以上率下之责，带头遵守纪律和规矩。各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要抓经常、抓平时、抓全面，多提醒、多扯扯袖子、多咬咬耳朵，让“红灯”亮在“出轨”前。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回归监督执纪问责的主业。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内专门执纪机关，必须深化“三转”，按照党章要求，回归“原职能”。要突破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始终聚焦纪律问题，体现纪律特点，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执纪理念上要从“以法律为底线”回归到“以纪律为尺子”;工作重心上要从“查办大案要案”转移到“强化日常监督执纪问责”;监督重点上要从单个“树木”拓展到整个“森林”，从盯少数到盯多数;工作路径上要从“以治标为主”发展到“标本兼治”、“以纪治本”，让纪律真正严起来。
中国现代化论文 (篇9)
一迷茫与冲动：挫折中生存
人的群体生活与动物的群体生活的重大区别之一，就是人在群体生活基础上创造了政治共同体，即国家，并力图通过政治共同体来创造优良的社会生活。按照恩格斯的看法，国家是社会创造的，但同时又超越社会，并驾驭社会。所以，如何组织国家，并且使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要求，就成为人在现实生活中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
政治学就是由此产生的，其使命就是思考如何组织好国家，创造好的社会生活，一句话，就是如何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是人与制度配合所形成的：制度规范人，人运行制度，两者协调，相互满足，自然能够产生有序的公共生活。所以，政治学主要考虑两大主体：一是人;二是制度。如果从人出发，探究人与政治生活的关系，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智慧之学而存在的，关乎人的终极关怀或者从终极关怀来思考现实的人与政治生活。
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上，追求善的秩序与善的治理。如果从制度出发，探究制度的合理形态及其存在与作用方式，政治学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经世致用之学而存在的，关乎给具体的社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合理制度，或者如何使一种有效的制度在特定的社会扎根、成长并产生积极作用。这种政治学偏向形而下，追求制度的建构、保全与完善。政治学的这种分野，在古希腊就已经泾渭分明，前者的代表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体》与《政治学》。当然，对于政治学来说，这种逻辑起点与方法取向的分野，并不导致政治学分化为两种学问，不论是作为价值取向，还是作为方法形态，它们都共存于政治学之中。这就使得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开发政治学，研究政治学。中国政治学的这30年发展，就经历了从前一种形态向后一种形态转变的发展过程。
应该说，中国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系的改革。[3]第3卷，164在这种氛围下，刚刚诞生的中国政治学，一开始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绑在一起，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自身存在与发展的核心舞台。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学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当代民主政治体系，并通过一系列的论文、论著和译著，将现代政治的基本原理、核心概念和主要理论，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描绘出一幅又一幅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这些努力为中国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做出了政治学的贡献。
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紧迫的国家使命，“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学科上的稚嫩，必然带来战略和行动的茫然;而紧迫的行动要求，必然给稚嫩的学科带来异样的刺激，形成力所不及的冲动。政治学因此而全面活跃、穿梭于国家战略问题和学科前沿理论之间，畅抒心怀，出谋划策，描绘理想，并走上“学以致用”的学科发展道路。但是，由于现实把政治学与民主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紧紧绑在一起，所以，政治学几乎变成了“政治体制改革学”，对学科基础的投入相对有限，拿来主义比较盛行，理论的积累和创造形不成氛围。结果，建构起了学科的形，但没有形成学科的魂。
魂不立，就形不成自我;没有自我，就无法在发展中真正自立自强。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需求刺激了政治学，但同时政治学也被政治体制改革所“绑架”，命悬于政治体制改革。1989年之后，虽然十三大政治报告“一字都不能动”，但十三大前后所激发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逐渐从改革的排头兵，消融到改革的大潮之中。这个变化的实质，并不是要放弃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要调整政治体制改革方略：即从社会动员型的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把政治体制改革置于国家制度的框架之中，通过立法、制度开发、机制创新等手段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在社会看来，这种变化却是巨大的转折，因为，在社会动员型的政治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民主发展的核心路径：民主化引领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超越中国实际的期待，所以，当政治体制改革转化为制度建设型的改革之后，不少人找不到原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子，于是，在“集体无意识”中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被搁置了，被中止了。这种意识和观念直接冲击着中国政治学，使其一下子从天上落到地上，由于缺乏自我，很快就陷入了茫然，不知如何是好。也就在这个时候，质疑政治学存在必要性的声音也悄然出现，使其在茫然的同时，又多了一份紧张和危机感。
正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改革形态转型之后坚持了下来一样，中国政治学也在茫然、紧张和危机中，坚持了下来。虽然沉寂了一些，但依然顽强地成长。9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走上理性化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学也在沉寂之中开始反思和转型，其最大变化就是：回到自身，回到中国。
二理性与现实：反思中发展
亚里士多德说过：“我们对于任何一门学术论题进行学术研究时，不能仅仅以现实概况为满足，应当阐明每一个别事例真相而无所遗漏。”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要探明现实背后的真相，学科就必须有基础、有理论，有自己的研究体系。
8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多少满足于“现实概况”的分析、解构和拼装，所以，当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突然隐没于改革的大潮之中后，中国政治学犹如失去风力的风筝，飘然落地，好在这根线依然在政治学者手中，因而，可以把风筝收拾起来，以待风再起。应该看到，中国政治学界还是有理想、有韧劲的，在经历了80年代的起伏之后，他们很快就回到自身，回到学科建设和基本理论建设上来。他们深知虽然时代跃进激活了中国政治学，但是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真正的确立和成长还需要自身扎实的根底。为此，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政治学主要在三个方面加强自身的建设：一是基础理论;二是比较研究;三是方法反思。
(一)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是整合和充实学科的理论体系、概念体系和逻辑体系，逐渐使政治学与其他的学科，尤其是与科学社会主义区分开来;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将公共行政学从政治学中逐渐剥离出去，从而形成更加纯粹的政治学学科。
(二)比较研究
主要是深化和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比较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从他国的经验中，寻找本国建设和发展的路径，所以，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关系到对本国问题的分析和把握。应该说，在80年代，政治学科和其他一些学科一样，多少都是现炒现卖的。实践证明，对他国认识的肤浅，必然带来对本国把握的简单。所以，80年代之后，深化和拓展比较政治的研究，也就成为政治学建设和发展的必然，这种研究所形成的学术储备，也是根本性的，决定着学科的视野、能力和拓展空间。
(三)方法反思
主要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下，逐步超越传统的研究程式，开始用更加多元、更加科学、也更加生动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从而在中国政治学中启动现代“政治科学”的成长。为此，政治学自觉地从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引入新的方法论，同时，还努力将现代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引进来。这些努力的最大成果就是孕育了中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从而打破了传统的规范研究独霸天下的局面。
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政治学发展积蓄了必要的基础和力量。中国政治学在90年代中后期的重新活跃，就得益于这些积累。
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发展，一方面得益于思想和学术的反思;另一方面得益于现实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为有反思的力量，所以，重新活跃的政治学少了一份躁动，多了一份冷静，少了一份激情，多了一份理性。反思，既对学科，也对现实。对学科的反思，感到学科的发展必须根植于自身的理论与体系，必须有自主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力量。对现实的反思，主要是重新认识民主，从抽象回到具体，从一般回到个别，从宽泛回到细节。东亚的经验、中国的实践和苏东的教训，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充分的素材，从中逐渐认识到：民主建设不是一个制度模式对另一个制度模式的简单替代，更不是一夜之间的一场革命所能完成的，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民主是外来的，但其建设是自己的，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起民主，所以必须有自己的方向、过程、步骤和节奏。这种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其动力不仅来自历史的变幻，而且也来自现实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现实的发展。
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革命性的，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变化和发展。这种革命性的变化也直接作用于中国政治的建设和发展，并逐步改变其内在的逻辑：即将政治的逻辑起点从国家逐步地移向社会，从而使政治运行和发展的形态从革命形态转向建设形态。这个变化在使政治学回到学科本身的同时，也回到中国社会本身，开始从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特殊逻辑，来思考中国的民主道路和政治发展路径。于是，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实证研究;未来取向的空泛设计逐渐让位于历史与现实的把握;粗糙的他国研究逐渐让位于深入的本国研究;制度替代的冲动逐渐让位于制度开发的探索;盲目的悲观和无奈逐渐让位于负责任的自信和忧虑;线形的政治思考逐渐让位于立体化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思考。正是在这样的变换和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开始回到中国的逻辑，研究中国真实的政治生活，探究中国政治的实际发展和逻辑必然，逐渐摆脱传统的先验性思考和研究，开始更多地从中国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般的普世价值出发，来演绎中国政治发展之道。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中国政治学发展，明显要扎实许多，而且日益走上学术化、科学化和本土化的轨道。但是，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还是要慢一些。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政治学尚不明确其在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承担的使命是什么，以至于有一些学者至今依然期待着新一轮轰轰烈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全面兴起，中国政治学的春天就来了。使命不明确，自然也就难以产生使命感，使命感不强，学术与理论创造的激情也就必然减弱。使命模糊的原因，不在于中国政治现实，而在于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认识、把握和理解还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的定见。把握不了中国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也就无法把握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动力。因此，未来有效推进政治学发展的关键，就是政治学界必须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主题有比较切合中国实际、同时也比较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定见。但是，还是应该指出的是，在90年代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政治学工作者，还是有闯劲的，他们在比较规范的学科体制中把握政治学，思考和研究中国政治。他们的视野比较多地集中在两大领域：政治哲学和中国政治实践，而这两个领域的研究与互动，都将积极推动未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三理论与实践：挑战中腾飞
政治是人类创造的。人类之所以创造政治，就是为了创造有序的公共生活，从而满足人们对秩序、安全和自给自足的内在需求。政治学的使命，就是为创造这种有序的公共生活而服务的，正如前面提到的，它主要围绕着人与制度的有机统一而展开：为特定社会中的人提供合理的制度;为特定的制度配备合适的人。人是主体，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确定的条件下，制度问题自然也就成为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在政治学中，制度问题就是政体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与________、人治与法制的选择问题。那么政治学者应该如何思考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清楚而明晰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政治(政体)研究[既为各种实用学术的一门]，这一门显然也该力求完备：第一应该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如果没有外因的妨碍，则最切合于理想的政体要具备并发展哪些素质。第二，政治学术应该考虑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最良好的政体不是一般现存城邦可实现的，优良的立法家和真实的政治家不应一心想望绝对至善的政体，他还须注意到本邦现实条件而寻求同它相适应的最良好政体。第三，政治学术还该考虑，在某些假设的情况中，应以哪种政体为相宜;并研究这种政体怎样才能创制，在构成以后又怎样可使它垂于久远。??第四，政治学术还应该懂得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政治学方面大多数的作家虽然在理论上各具某些卓见，但等到涉及有关应用(实践)的事项，却往往错误很多。我们不仅应该研究理想的最优良(模范)政体，也须研究可能实现的政体，而且由此更设想到最适合于一般城邦而又易于实行的政体。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在回答政治学应该研究什么的同时，也指出政治学要得以有用的关键点，不在于告诉人们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而在于揭示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及其与最优良政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建设和发展来说，政治学研究必须回答三个重大问题：其一，现时代最优良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二，最符合实际、最可能实现、最易于实行的政体是什么政体;其三，这个政体如何创制以及如何巩固。如果用这样的政治学学术议程来指导中国的政治学建设和发展，那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政治学的核心使命，不在于直接回答第一、二问题，而在于直接回答第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回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如何在中国社会得以全面创制，并获得长久的巩固。因而，中国政治学对第一、二问题的回答，也必须集中于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上。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对于第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明确的答案，那就是民主共和。1954年，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说明中，就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中国____________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开创的民主共和。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历都证明，现有的政治制度体系对中国的发展在整体上是有效的，尤其是这30年的发展，其中不少创造性的制度体系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之中，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客观地说，中国的现实发展对于第一、二问题所做出的回答，只会更加坚定、更加明确，因为，这个坚定而明确的答案，保障了中国发展;而中国的发展所创造的国家、民族和文化崛起的效应，必然更加坚定现有的政治选择与制度选择。
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发展使得前面这两个问题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的前提下，中国政治学的核心使命就是全力研究和回答第三个问题。但是，不能孤立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应该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所面临的基本使命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应该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回答第三个问题，来探究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反过来，通过探索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来研究第三个问题的解决。所以，在现代国家建设的取向下研究第三个问题，就不能为制度创制而研究创制，为制度巩固而研究巩固，必须在理论上说清、说透中国现有政治制度的内在机理、基本原则和合法性来源;就必须在制度建设上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机制和手段能够充分地开发现有的制度资源，使其得以健全和完善;就必须在国家建设的框架中，研究使这个制度得以巩固的现实社会基础、公民基础和文化基础;就必须在大国治理与大国崛起的历史过程中，研究这个制度的可能演进形态及其合理性依据;就必须在比较与发展的研究中，研究这个制度在当代政治文明的地位、发展路径以及可能的制度贡献，使其随着国家的崛起而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一种有效制度模式。
显然，面对这些问题，任何一个中国政治学者都会感到任重道远。事实上，中国政治建设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还没有获得很好解决。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有政治禁区，而是我们没有正视这些问题，也尚未形成足够的理论储备和现实观察。过去30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是情有可原的，但如果30年之后，我们依然对这些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研究和回答，那么中国政治学对中国政治就很难有发言权了。中国政治学在未来的发展中，要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注意以下四点：
第一，必须在现代政治文明，即现代政治的逻辑中，把握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应该承认，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制度范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其获得充分展开的基础与空间。关键是我们要研究现有的制度得以充分展开的内在机理和行动议程。
第二，必须在中国国家建设的逻辑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的国家建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创造成熟的现代国家体系，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所提出的民主共和理想，从而真正给中国一个持久稳定、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二是以积极有效的国家建设，全面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民族的复兴与国家的崛起。所以，中国的国家建设不仅赋予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明确的发展取向，而且也赋予其艰巨的现实使命。这就要求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的现实与发展进程，时刻保持与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为此，中国的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必须形成合理的战略规划和策略步骤。
第三，必须在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中，把握中国政治与政治制度建设。在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中国政治逻辑的大趋势下，政治建设直接受制于现实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及其共同决定的政治结构。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的把握要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关系去把握，不能孤立地就政治现象研究政治现象。
第四，必须在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中，以及对其他学科资源的有效整合中，把握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定位为“实用学术”，这种“实用学术”的“实用”主要强调了政治学研究对现实要有用。所以，政治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至于研究本身，既可以是规范的，也可以是经验的，也可以两者有机统一。当然，从中国政治学要承担的研究任务来看，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统一更为可取：规范的研究，必须有充分的经验体验和经验材料;同样，经验的研究必须有很好的规范把握和理论追求。为此，政治学者在未来的研究中，必须有更广的知识面，从而能够在更高的高度和更全面的角度来把握复杂而特殊的中国政治和政治制度建设。
四结论
中国政治学30年的发展历程，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中国需要政治学，政治学需要研究中国。这种相互需要随着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与日俱增的。相互需求的增强，也就同时意味着双方相互给予的能力要加强。在30年的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中，中国政治学在其中的贡献是积极的，也产生了实际效用。但是，面对中国社会深刻变化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政治逻辑和巨大的政治发展空间，中国政治学要能够把握这种变化，引领未来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还需要有更大的进步与发展。换句话说，面对国家进步与发展所给予的丰富政治研究资源和政治研究的新空间，中国政治学必须有积极的响应，并给予社会和国家以积极的学术和理论回报。为此，中国的政治学要全面加强和深化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关注国家建设和制度开发;关注大众民主实践与民主成长;关注中国各种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全新政治景象;关注大国治理中的政治难题与制度应对;关注中国政治形态的演进与创新。
中国现代化论文 (篇10)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和拓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破除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迷思，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
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目的不同，现代化的特征和背后的逻辑也存在很大差异。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服从于资本逻辑，缓解资本积累矛盾、满足资本增殖诉求是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力量。与之根本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导向，以造福人民为目的，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我们创造性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既充分发挥资本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又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为了增进人民福祉、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科学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重大命题。
推动人类进步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使中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展望未来，我国将在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将使人类现代化的总人口规模增加十多亿。十多亿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这无疑是对人类进步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的现代化，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和人类社会进步方向的现代化。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充分发挥了“压舱石”、“稳定器”、“增长引擎”的重要作用，为世界经济繁荣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全球发展倡议的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倡导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和行动，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动担当和博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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